2019年1月16日下午，“于敏院士去世”的词条悄悄爬上了热搜，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许多人觉得很陌生，但看到“中国氢弹之父”的头衔之后，所有人都不自觉的肃然起敬。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核力量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独立，而刚成立的中国，如果没有于敏这样甘愿奉献的院士，将很难在短时间内造出氢弹。

他的成就曾经让法国总统气的拍桌大叫，令美国军界恨的咬牙切齿，有人说“他一人，抵得上百万雄师。”

受贾跃亭爆仓不利因素影响的西部证券昨大跌，这多少拖累了其他券商股。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风险教育案例，国内某些机构为追求短期利润，胆子确实有些大。有些机构并非不具备专业知识，而是风险意识淡薄，需要一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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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只是说“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是时代造就了非凡的于敏，而于敏也创造了非凡的时代。

少年种下爱国心

1926年于敏出生在河北与天津的交界，他的父亲是公司里的小职员，而母亲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家里虽然不宽裕，但是于敏从小就显露出非同寻常的聪明劲儿，所以父母非常支持他的学业。

7岁时，于敏被送到芦台镇小学读书，后来又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他学习非常刻苦，再加上极高的智商，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然而少年读书郎一心向学，外面的世界却兵荒马乱。于敏11岁时，疯狂的日军冲进了天津，他们手持枪炮，烧杀掳掠，一时间如坠地狱。

慌乱逃难的百姓，流血牺牲的士兵让于敏意识到国之不存、民将焉附，只有国家富强起来，制造出更强大的武器才能将侵略者赶出中国，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

少年强则国强，11岁的于敏心中燃起了熊熊爱国之火，他立志要用科学救国，将自己的一生融入到民族复兴的事业中。

1944年，18岁的于敏成功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激动地跑回家告诉父母这个好消息。不想，常年日夜辛苦工作的父亲患上了重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撑倒下了。

在当时，上大学对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大的负担，于敏一边照顾父亲，一边还要到处筹钱，每天都精疲力尽。他看着自己离梦想的大学越来越远，心中满是痛苦。

就在这时，雪中送炭的人出现了。他就是陈克潜，于敏在耀华中学的同窗。

耀华中学可以说是一所贵族学校，就读的人大多数都是富家子弟，于敏却是特例，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免费入学的机会。

在学校，于敏待人真诚和善，老师和同学都对他非常敬重。陈克潜和于敏是同班同学，他欣赏于敏的聪明和勤奋，两人兴趣爱好也非常相似，于是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陈克潜在得知于敏上大学的梦想陷入困境后，他当即回家把情况告诉了父亲陈范有。

陈范有是当时有名的实业家，常以“实业救国”为己任，他知道于敏的困难之后不假思索地就同意了资助于敏上大学，还建议于敏读工科，毕业后为他安排工作。

在陈家父子的帮助下，于敏终于顺利地进入梦寐以求的北大读书。几十年后，他仍不忘前恩，在与陈克潜互通信件时说道“令尊陈老伯在我中学毕业时，资助我进入大学，我才得以继续求学。回首往昔，十分感谢。”

放弃工科投身理论物理

于敏刚进北大时，是在工学院，他心知自己求学不易，所以更加刻苦。虽然北京离天津很近，但他为节省开支，寒暑假也待在学校，把时间统统用在学习上。

有一次进行数学考试，题目极难，数学系的平均分才二十多分，而于敏居然考了满分，这还只是他的选修课。一时间轰动了整个学校，于敏也成了老师和同学心目中的天才。

但于敏从来都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只是比较勤奋而已。”

在工学院学习的两年里，于敏渐渐发现工科的学习主要是把数理化等基础科学应用于生产实践，对具体的科学原理讲解却并不深入。

于敏认为要想从根本上突破创新，提高中国的科技实力，就必须要从基础理论上，对科学原理进行探索研究。

1945年8月,伴随着两声巨响，美国接连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巨大的蘑菇云冲上云霄，方圆十四公里内的一切都被摧毁殆尽。

如此可怕的武器震惊了全世界，虽然原子弹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抗日战争得以迅速终结，但是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也再一次被印证。

他更加坚定地做出了放弃工科，投身理科的决定。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学习物理，研究方向定为量子场论的理论物理。

三年后，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接着又继续在北大攻读研究生学位，但因为经济条件太差，他只能半工半读，在学校里担任助教。

这一时期于敏先后师从张宗燧先生和胡宁先生两位物理学界的大牛，受益匪浅。

张宗燧先生是我国量子场论和统计物理学方向的先驱，也是第一个登上英国剑桥大学讲坛的中国人，他在欧洲留学多年而不忘祖国，后几经辗转回到重庆，1948年秋天赴北京大学任教。

于敏是张宗燧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他曾说“我教学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像于敏这么优秀的学生！”

胡宁先生是我国量子物理领域的奠基者，他博士阶段就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研究原子核的量子理论，后来又在美国多所原子核研究所中任职。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心系祖国建设，毅然放弃美国的高薪，回到北大从事教学工作，为我国粒子物理学界培养了大量人才。

除了这两位学术大神，在于敏读研的那段时间，江安才、朱光亚、虞福春等知名学者都纷纷回国，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中。

一时间北大物理系人才济济，于敏就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迅速成长起来。

转方向主攻核物理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内忧外患仍然没有解除，内部，百废待兴，现代化建设举步维艰；外部，美国介入朝鲜内战，军队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安全。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运动打响，中国军人气势如虹，将美军打得节节败退。

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讲话中公然威胁中国，称绝对不会放弃朝鲜战场，必要时候会使用原子弹解决战斗。毛主席意识到，要想不受威胁，我们就不能没有原子弹。

在中央的指示下，由钱三强牵头，号召起中国最顶尖的核物理人才，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也是中国原子弹和氢弹诞生的摇篮。

1951年，精通核物理的胡宁受邀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兼职，于敏也跟着导师一同前去。过了没多久，于敏以第一名的好成绩从北大物理系毕业了。

毕业后，经过胡宁的推荐，于敏被安排进研究所工作，但是所做的却是核物理方面的理论研究。

一直以来于敏的主要研究方向在于量子场论，与核物理有非常大的不同，一旦接受这份工作，就需要他从头学起。

但当时正是制造原子弹的起步阶段，国家需要大量的物理学人才。于敏心想，自己学物理本来希望能为国家出力，现在正是机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了核物理研究中。

于敏求学期间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再加上国际环境复杂，于敏没有机会出国留学，而当时来中国的学者也非常少，所以没有办法与国外的同行交流学术。

但他并不缺少“国际范”。于敏的导师都是从国外回来的知名人物，在他们的影响下，于敏养成了良好的研究习惯，不仅关心国内的研究成果，还随时关注国际上最新的研究进展。

50年代，梅尔和江森发表了一篇关于壳模型的论文，这篇论文中不仅有扎实的物理和数学基础，而且用了非常多的物理实验作为支撑。这使他认识到理论与实验是分不开的，理论物理不能只是计算与想象，还必须做大量实验，通过实验表现出的现象去总结物理规律。也是因为这一点，后来他被同事们戏称为“最重视实验的理论物理学家”。

于敏在关注国际研究成果时十分善于抓住最新的课题，比如“幻数”、“原子核内的能隙现象”、“超导对”等，他在这些问题上不断努力，使得中国理论物理学的研究很快登上了国际前沿。

1951年到1960年这九年间，于敏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凭借着坚定不移的韧性填补了我国核物理理论研究上的空白，接连发表了一系列足以比肩国际领先水准的论文，为我国的核武器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朝永振一郎访华期间，于敏的才华令他眼前一亮。当得知于敏从来没有出过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家时候，他盛赞于敏是中国的“土专家一号”。

至此，于敏不仅在国内声名鹊起，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引人注目。

隐身28年专注氢弹研发

至1960年2月，美、苏、英、法四国全部研制出原子弹，美国和苏联甚至已经造出了氢弹。

而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越发严峻，一方面美国多次在朝鲜和台湾问题上威胁中国要使用核武器，另一边苏联撤走了所有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和资料。

这种情况下，中央破釜沉舟，发出绝密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

研究所里，钱三强把于敏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见面，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已经被选入了氢弹技术理论研究小组”。

于敏当时就懵了，他此前从未接触过氢弹的理论研究，一旦接受就意味着又要从头开始，而且研制氢弹要秘密进行，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行程，即便是家人也不行。

经过再三思索，于敏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他说：“为了国家和人民，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可以从头学起。”就是这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支撑着于敏坚持隐姓埋名三十年之久。

原子弹的工作原理是核裂变，而氢弹的原理则是核聚变，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原子弹难上数倍。而且原子弹的研究还能够借鉴苏联，氢弹却全部只能靠中国科学家自己摸索。

不仅如此，无论是研究设备还是生活环境都非常艰苦，一间屋子，四张床，还要摆上办公桌，工作和休息都在这里。

当时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在进行，他们却只有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

由于原子弹任务更加紧迫，计算机95%的时间都要留给原子弹小组的同事，所以于敏等人只能抓紧每一点空隙时间去使用，以至于常常废寝忘食。

1964年10月14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举国欢呼。

然而于敏却丝毫不敢松懈，当时法国也在加紧研制氢弹，美苏等国则嚷嚷着要求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必须争分夺秒。

1965年9月，于敏率带领50多名研究员到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出差。他们27日抵达上海，一直在研究所待了3个多月。

那时候计算机的性能很差，一碰到机器跳动，就会前功尽弃。时间又非常紧张，他们只能派人在机器旁守着，定时把计算好的数据存在磁鼓中，一旦机器跳动，就“取鼓重做”。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于敏每天蹲守计算机房，埋头在数不清的数据纸带中一点一点地仔细分析计算结果。

10月13日，于敏开始持续两周的一系列报告，他从原子阶段、热核爆震阶段到尾燃阶段，详细地进行分析说明，然后组织大家不断头脑风暴，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就这样，经过一百多个日夜，他们终于制作出了一套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

1966年12月，于敏与周光绍一起奔赴大西北，在寒风凛冽的大漠中开展氢弹原理试验，在那里他们吃的是带着沙砾的馒头，喝的是融化的雪水，每个人的手上都红肿皲裂。

五个多月后，沙漠上轰的一声巨响，火红的蘑菇云升上高空，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爆炸成功了！

这个新闻，让当时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激动不已，我们终于有了争取和平的底气。而法国总统戴高乐并不高兴，他拍着桌子大喊：“为什么让中国抢在了前面！”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实验成功，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而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6年。

然而于敏还不能停下脚步，他说“现在只是第一代，我们必须抓紧时间研制第二代、第三代核武器，不然只能重新受到核讹诈。”

1969年，于敏又带领团队到大山里面，日夜无休的科研，一次次的攻克关键技术，一待就是近二十年。

一直到1988年，通过媒体报道，被封禁了28年的名字终于被世人所知，到这时，他的妻子和儿女才知道他这些年都在做些什么。

因为要常年与放射性物质打交道，30年里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由于长时间昼夜颠倒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近晕厥。

1971年突然休克，出院后，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

1973年于敏返回北京，在火车上就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即使拖着病弱的身体，于敏还坚持工作，经常脸色惨白，头冒冷汗大家都劝他回家休息，他总说：工作没做完我怎么能休息。

组织实在没办法，破例让其妻子贴身照顾他，这么多年来妻子一直不知道丈夫到底是干什么的，年轻时十天半月不回家一趟，邻居都传她加了个“混小子”，私底下经常劝她离婚。

妻子孙玉芹一直都坚持老于是个好人，对其不离不弃丈夫不说她也不问，只顾照顾好家里照顾好孩子，有时于敏回家孩子都已经不认识他了。

晚年的于敏曾说：我这辈子首先对不起我的妻子，结婚这么多年我从没管过家里，家里搬家我都不知道，都是她一手撑起这个家，她的身体也是操劳累坏的，为人夫我没有保护过家庭，第二个对不起孩子们，为人父我没有照顾过他们，我是很失败的。

2012年，妻子孙玉芹因心脏病离世，于敏痛心不已，将对妻子的遗憾用一句诗描述：报答平生未展眉。

2019年，于敏在北京离世，享年93岁，一代共和国巨匠离开了我们。

没有人知道国家的一步步强大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先辈和他们家人的心血和付出，只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能享受和平、自由的环境。

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望世界基金实盘杠杆开户，更应该结果他们的接力棒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让他们无悔亦知足。